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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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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鲁鱼万里寻党与重庆救国会的建立

漆鲁鱼（1902～1974），原名宗曦，又名灵洁，四川省江津县李市乡（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人。他1岁丧父，15岁丧母，孤苦伶仃，幸赖四叔漆南薰支助，方能生存。他高小毕业后便辍学。20岁时，靠四叔漆南薰帮助，到重庆一私立医科学校读书。1924年赴日本，补习一年日语后，才于次年春，考入东京医学专门学校。这时的漆鲁鱼，只一心“想操好自己的本领，将来做一个好医生，以后自谋衣食”。（1985年版《李市乡志》）

1927年，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北伐军进占南京，英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制造流血惨案。全国人民无比愤怒，提出强烈抗议。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上午11时许，各界群众两万余人进入会场。当漆南薰等人登上主席台时，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豢养的打手突然向主席台开枪。漆南薰不幸中弹受伤，从后面城垛跳下，被埋伏的暴徒捉住，毒打之后，拖至两路口，剖腹，敲牙，腰斩数段，惨死于乱刀之下。

漆鲁鱼在日本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三.三一”惨案血的事实把漆鲁鱼震醒。他才懂得：在豺狼当道的黑暗社会里，想通过工业来救国，通过医术来救民是行不通的。从此，他在堂兄漆相衡的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外围组织“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青年艺术家联盟”。从此时起，他得到了郭沫若、夏衍、日本左翼进步作家藏原帷等人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和 “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丰富了他的学识，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人物坚持理想、追求光明、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熏陶了他的心灵，革命理论的灌输和先辈的引导，使漆鲁鱼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

1928年7月，漆鲁鱼从日本学成后返回江津，1929年10 月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津李市担任了党组织的宣传干事。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时期，但他毫不畏惧，坚持党的工作，经常组织团员学习，并且亲自给团员们上党课，团员们都称赞他党课讲得好。在为平校募捐中仅募得20元，漆鲁鱼自己就捐了7元。

1930年1月，因江津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上通知漆鲁鱼立即转移。经中共江津特支介绍，漆鲁鱼先到中共四川省委报到，然后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分配到闸北区，历任街道第三支部书记，区委秘书长和组织部秘书。协助过区委书记陈云工作。是年8月，漆鲁鱼在北四川路书写宣传标语被敌特暗探发现逮捕，以“聚众写宣传标语的共党嫌疑”被判刑一年，关进提篮桥西牢。在狱中，铁窗并没有锁住他对真理的追求，更没有动摇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他在狱中的党组织中仍然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狱中的同志把监狱当作自我教育和学习的课堂，给大家讲革命的道理，组织难友们同敌人开展各种各样的斗争。

漆鲁鱼刑满出狱后，党组织将他送到鄂豫皖苏区，但到苏区才知道部队已经转移。1932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广东汕头去筹建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联络站——“中法药房汕头分行”， 利用中法药房汕头分行，专门负责向苏区供给和转送大批无线电材、印刷器材和药品，并安全地向苏区转送党的负责干部。在那里，他默默地为党工作了两年多时间。

1934年4月，党组织安排漆鲁鱼带着一批中央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其他的物资到江西瑞金。他在那里受到中央局邓颖超、博古、李维汉和陈云的接见和约请谈话，尔后调中央苏区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因陈毅等同志负伤严重，漆鲁鱼便被留下担任江西军区卫生部部长，护理陈毅等负伤同志，在敌后坚持斗争。红军主力撤离后，形势十分险恶，斗争十分艰苦。卫生部随红二十四师转战。1935年，红军第二十四师在江西寻邹遭数倍之敌重围，漆鲁鱼率领医务人员参加了突围，在一次战斗突围时部队被冲散，漆鲁鱼在江西寻邬不幸被俘。漆鲁鱼鉴于自己被俘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辩称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李晓初 （已被红军击毙） ，后被迫留在了红军中。敌人信以为真，便将他释放了。

漆鲁鱼被释放后，身无分文。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他从江西瑞金起程，经会昌、寻邬、定南和兴宁，再行南下，辗转跋涉，风餐露宿，乞讨度日。他凭着坚强的意志，挪动着饥饿、疲乏的身子，过丰顺，经接阳，才从潮州来到汕头。几十天难以言状的艰辛，仍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到汕头才知道联络站已撤，一点关系也找不到。他在汕头一直呆到8月底，才通过一个慈善机构的帮助，把他当难民看待，给他买了一张船票，把他安排在底舱里。熬了很多天，漆鲁鱼到达上海。此时，上海笼罩着空前的白色恐怖，党的组织活动处于相当沉寂的状态。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老关系都没有找着。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万般无奈，他只好蓬头垢面，踯躅街头，面色憔悴地拖着已患上痢疾的病躯，在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一带乞讨过活。他希望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但两个多月都未碰到。《漆鲁鱼自传》写道：形容自己“?枯瘦如柴、两眼深陷?”，将鲁迅视为最后希望。一直到11月初，饥寒交迫的他终于病卧街头。正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被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何鸣九发现。何鸣九告诉漆鲁鱼，他也是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并告诉漆鲁鱼，他的堂兄漆相衡也来到上海作教授。一丝希望出现在他的眼前。靠何鸣九的帮助漆鲁鱼找到了漆相衡，从此，他一边在相衡家养病，一边找党组织。奈何漆相衡也脱了党，在上海怎么也找不到党组织。在这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漆鲁鱼仍然没有动摇找党的信心。

1935年，四川省委驻重庆的川东工作组长张郅在成都被捕叛变。红四方面军驻重庆交通站负责人吴世敏等在成都与省委联系工作时被捕。5月，省委书记刘克谐在成都被捕叛变，并带领特务到处抓人，破坏党的组织。到5月底，全川除个别地方党组织保存外，其余均遭破坏。漆鲁鱼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悲痛不已。堂兄漆相衡劝其“登报脱党”换取安稳生活，漆鲁鱼愤然不辞而别，决心返回四川继续流浪寻党。是年底，漆鲁鱼从上海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辗转回到故里江津李市镇，他是在故乡入党的，渴盼在故里找到党组织。然而，希望再一次无情破灭。漆鲁鱼不甘心，他坚信一定能找到共产党。

1936年初春，漆鲁鱼来到重庆寻找党的组织。可是，重庆自四川省委遭受大破坏后，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了。随着日寇的侵略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组织了救国会，主张抗日救国，成立联合战线。漆鲁鱼认为，重庆已没有党的组织，不能坐等党组织来找，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容易找到党。

为了找个安身之处，他想到了四叔娘凌树珍（漆南薰遗孀）在重庆，便去投靠她。每天，漆鲁鱼从重庆的报纸上寻找斗争信息，分析问题。他采取投文问路的办法，写了几篇文章向《商务日报》寄去，不日，文章被刊用。该报时事新闻兼副刊编辑温田丰登启事约见他。双方经过多次的摆谈，成为好朋友。漆鲁鱼发现，在温田丰周围聚集有相当一批进步青年，这些青年不是作者，就是读者。温田丰又请漆鲁鱼给报社写评论，并辟一句刊《我们的世界》让漆鲁鱼编辑，还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漆鲁鱼。为了扩大基地，经凌树珍介绍，漆鲁雨担任了重庆《新蜀报》国际新闻编辑。不久，漆鲁鱼还与王达非、陶敬之、甘道生、黄宇齐等办《齐报》，参加义务编辑工作。从此，漆鲁鱼在《新蜀报》上写社论，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形成了《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联络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不断扩大团结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由于重庆没有党组织，漆鲁鱼等深感必须有个领导组织，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时值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重庆，他与一批在投稿中结识的进步青年研究了“一二·九”运动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决定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1936年6月的一天，漆鲁鱼约集了重庆各中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骨干二三十人，在西笑豆浆店内秘密集会。该店地处市中心区七星岗外黄家垭口附近，是凌树珍开办的。

参加者尹凌在回忆中写道：1936年6月的一天，漆鲁鱼约集了重庆各中学校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骨干二三十人，在豆浆店内的院落里，召开一次秘密集会。该店地处市中心区七星岗外，黄家垭口附近，是由漆南薰烈士遗孀、漆鲁鱼的婶娘开办的。会议决定正式筹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吸取前次由重庆大学同学发起组织的“学生救国会”的教训，新组建的“学生救国联合会”采取秘密方式，简称“秘密学联”。刘传福和我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成为“秘密学联”的第一批成员。由漆鲁鱼发起筹建的“秘密学联”，是在半年多来重庆学生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参加成员大都是重庆各中等学校的学生骨干，具有一定群众基础。在政治上，大多经过前段时间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现在在漆鲁鱼的直接领导下，把这批学生组织起来，成了重庆中等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核心力量。漆鲁鱼发起组织的“秘密学联”，推选三里职校的刘传福为主席，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简称“二女师”)的温嗣一(女)负责组织，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简称“省女职”)的罗炽镛负责宣传。会议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开展工作。我同刘传福商量，决定先在三里职校的同窗好友中发展一批“秘密学联”成员，并以此为核心，在1936年下学期开学之后，公开发起组织一个全校性的学生社团“耕余研究会”作为工作基地。当时，全国正处在一片抗日救亡热潮之中，三里职校学校当局也比较开明，全校将近300名同学，大都入会。“耕余研究会”以“秘密学联”成员为核心，采取“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办法，团结同学中思想进步、品学皆优、在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同学，组成了领导班子，并得到学校当局的认可和支持，一下子就在全校范围内把抗日救亡活动迅速推开。

▲1937年8月，重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漆鲁鱼（前排右六）与部分成员合影。

会议决定正式筹组新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为吸取由重庆大学同学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的教训，新组建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采取秘密方式，简称“秘密学联”。推选漆鲁鱼为总务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为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为干事。救国会开展工作需要经费，但救国会并无经济来源，全靠社会资助和骨干成员的薪金收入，在这一段时间，漆鲁鱼把在《新蜀报》领到的薪水的百分之六七十均用在救国会的工作开展上。重庆各界救国会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发展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重庆救国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新蜀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发动社会各界为绥远抗战募捐，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运动等，把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救国会以重庆文化界的名义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推动了重庆文化界进步力量的联合，重庆救国会的积极行动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和好评。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形成重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逐步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职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文艺界联合救国会、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会等群众性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了大批干部，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骨干成员合影

漆鲁鱼他们办起了新文学讲习班、读书会，向青年和群众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不久，他们组织成立“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些学会都由“重庆救国联合会”所领导。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新蜀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发动社会各界援助绥远抗战募捐，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运动等，把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确定的“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白区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精神，派遣张曙时、罗世文在对漆鲁鱼等人进行审查后，恢复了漆鲁鱼、杜延庆、何实嗣、郝威（罗清）、黄亦人等几个失掉党的关系的党员党籍，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漆鲁鱼自传》写道“?那一刻，三年乞讨漂泊的苦楚皆化作热泪?”。“干部小组”是自1935年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被破坏后恢复重建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包括四川在内的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长江局成立后，迅速领导所辖省区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重庆市工委”），漆鲁鱼任工委书记。重庆市工委的成立，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以来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1938年春，罗世文来到重庆检查工作，并为工委同志上了党的建设的课程。不久，罗世文与邹风平去武汉接洽工作途经重庆，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认为重庆的群众基础好，在抗日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应大量发展党员，市工委根据他们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把吸收党员的尺度放宽了一些，不到几个月，就发展了数百党员。6月，省工委派廖志高到重庆，主持重庆、川东一带的大发展工作，在重庆市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杨述，宣传部长漆鲁鱼，执委黄亦人、郝威、王一清。重庆市委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并下辖中共涪陵特支和綦江特支。9月，市委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分别为王一清、杨述（兼）、黄亦人。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长江局放手发展党员的指示，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市委成立时，全市党员仅60余人，6个党支部，到10月底，市委所属党员900人，其中市区650人，58个支部。同时，重庆市委还在川东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重庆市委所属的市外党员250人中，分布在北碚特支，铜梁、丰都县委，邻水、大竹、合川、江津、綦江、大足、石柱、涪陵等特支中。

1938年1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廖志高作为省工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建立川西（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李应吉，宣传部长漆鲁鱼，工委书记王亦清，青委书记杨述，妇委书记陈奇雪，秘书长李维。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下属城区区委、沙磁区委、下城区委、新市区委、化龙桥区委、江北县委、巴县工委，以及海员工委。川东特委下属组织先后还有巴县中心县委、北碚（合川）中心县委、万县中心县委、丰石中心县委、梁大中心县委、泸县中心县委、宜宾中心县委（1939年10月划归川康特委领导）、南充中心县委（1939年9月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领导）、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5县工委，以及荣昌县委，綦江县委和一些直属支部。

这一时期，是川东党的重建和发展时期。由于先恢复关系的党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努力，党在国统区群众中的威望很高，许多进步青年争相加入党组织，川东党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骨干分子中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漆鲁鱼和他的同志们在特殊年代出色地完成了时局和党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川东地下党活动历来以重庆为中心展开，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重庆地下党的历史。

早在1922年10月，由周钦岳任书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成立，这是重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926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成为全川党的统一领导机关。此后，四川省的中共领导机关交替设立在重庆和成都，为了便于工作，当省委在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具体领导川西的工作，当省委在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领导川东的工作。抗日战争以后重建的川东地下党，一直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漆鲁鱼奉命转移到雅安工作，改名漆颂平。是年夏，任“西康经济社”和《西康日报》总编辑。1945年4月，任成都《民众时报》主笔。1946年9月，回重庆，任《新华日报》主笔。1947年3月，随报社撤退至延安。先后参加土改和新华总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重庆、北京、成都等地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底，调任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继后任部长助理。1958年回四川，任成都市副市长、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2月，董必武赠漆鲁鱼诗一首：“少习歧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国，无技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现原件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作永久性展出。

江津籍革命志士漆鲁鱼的党性觉悟堪称共产党员的信仰典范，其核心特质可概括为三个维度，信仰纯度表现绝境中的绝对忠诚，实践硬度昭显为无令亦行的担当，人民立场体现扎根群众的自觉。

▲白沙中国书店，位于图中“协和漆店”正对面。

漆鲁鱼及其领导的重庆救国会对抗日战争时期津沙文化区中共党组织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是?建立核心联络站，1939年，漆鲁鱼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派遣党员陶敬之赴白沙镇开办“中国书店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负责情报传递、会议掩护及经费筹集。

二是?强化区域协同，明确要求陶敬之与新建的中共江津特支建立横向联系，打通津沙党组织的协作通道，形成区域联动网络。

三是通过重庆救国会广泛的学校渠道输送骨干资源与文化策略，?移植救国会经验，将重庆救国会成熟的宣传模式，如街头演讲、报刊舆论等引入津沙文化区，通过书店销售《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与歌咏队，吸引青年参与抗日宣传。同时通过组织渠道，建议和选派专业人才到津沙文化以正当职业掩护党的工作，如张西洛、肖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党组织做出周密安排部署，公开到津沙文化区开办书店和经营公司，并确保了党的事业安全运转。

四是推动全民抗日动员和?文化统战实践，复制重庆救国会文化界统一战线模式，以书店、学校为枢纽团结当地教师、学生群体，组织抗日剧目演出和募捐活动，激活民众救亡意识。同时注重?应对风险挑战，在特务渗透监视下，通过严密分工，公开经营与秘密工作分离，维持据点运作，保障了党组织在国民党管控区的持续活动。

总之，漆鲁鱼亲自指导了江津党组织的重建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融合，不仅实现从隐蔽建设到全民动员的转型，更为津沙文化区的抗日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与策略范本。

文字由文史顾问钟治德提供

编辑：李婉龄 编审：胡德赛

值班副总编辑：封 雷

总编辑：黄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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